实习记者贾林海
富国篇（1978年~2012年）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这次大会仅为期5天，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的号角从此吹遍神州大地。
中国钢铁工业在党的领导下，站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头，追赶世界钢铁工业的脚步迈得愈发有力，全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1让思想冲破牢笼全面激发发展活力
1977年10月22日，时任冶金工业部（简称冶金部）副部长的叶志强到中南海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访日见闻。他说：“这是我们这群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难得出一次国的中国人亲眼所见。有一天，日本人请客，服务员送来易拉罐啤酒和饮料，我们没见过，不会用。谁能想到日本人竟能把钢铁轧制得像纸一样薄，还印上了彩色图案。那个罐头，日本人用手指一拉就开了，所以叫‘易拉罐’。而我们的铁皮罐头是焊制的，要用特制的锥子才能撬开……”
叶志强的这一番话，让中央领导深受震撼。作为一个岛国，日本不仅没有铁矿、煤矿，就连石灰石也要依靠进口。况且在15年前，中国与日本的钢铁产量相差无几。短短15年，日本钢铁产量就达到了中国的5倍。
于是，新建一座技术先进的现代化钢厂的计划开始孕育。
1978年12月23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新中国冶金工业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技术最新的宝钢工程在东海之滨打下了第一根桩。
1979年9月份，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宝钢的建设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通过成套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宝钢实现了硬件方面的赶超，让中国钢铁工业技术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至少缩短了20年。如今，跨入“亿吨宝武”时代的中国宝武粗钢产量问鼎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现代化程度最高、产品品种规格最齐全、产量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之一，在世界钢铁工业的舞台演绎出属于中国钢铁工业的高光时刻。
宝钢的建设和成长，是中国钢铁工业不断解放思想、转变发展理念的有力实践。
改革开放大潮涌起，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幕随之拉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让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于是，一场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正式开启了。
1979年5月份，首钢入选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企业。国家对首钢实行的是利润留成办法，即以当年企业上缴国家利润为基数，将基数利润的8.3%和增长利润的10%留给企业，其余上缴国家。
1982年9月份，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中国各行各业体制机制改革以此为起点如火如荼地展开，激发了企业发展活力。从这一年开始，首钢开始实行“上缴利润递增包干”政策，以1981年上缴利润为基数，年递增6%，1983年改为年递增7.2%，并允许首钢按国家计划生产的钢材的15%自销，职工工资、奖金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通过利润留成、以税代利、上交利润递增包干等方法，首钢迎来了飞速发展的新时期。
1987年，国务院决定全面推行承包制。首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成果在中国钢铁工业迅速“开枝散叶”。到1988年底，全国110家大中型钢铁企业中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占94%。
1989年，武钢明确提出了“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以质量求效益，以质量求发展。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武钢走质量效益型道路的报告，号召全国工交企业（工业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学习武钢。这标志着钢铁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管理模式。
曾任武钢经理的黄墨滨回忆道，武钢“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可以归纳为4条主要经验：一是把抓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来认识，强调“重合同、讲效益、保质量、做贡献”；二是建立以质量为中心的经营战略和以质量为核心的生产经营管理体系；三是围绕质量不断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进步，把质量管理工作落实在实物质量的提高上；四是创建“质量优先”的企业文化，大力提高职工素质，使全体职工有强烈的质量意识。
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在管理机制上结出了“邯钢经验”这一硕果。
1990年，邯钢全年钢铁产量突破百万吨。然而，当邯钢各分厂向总厂厂长刘汉章报喜时，他焦急得整宿都睡不着觉。
那一年，国内钢材价格从2000元/吨回落到1600元/吨，煤、油等原燃料价格却持续上涨。邯钢的28种钢材中就有26种亏损，总厂全年盈利刚过100万元，人均不足43元，已经连续13年盈利的邯钢也走到了亏损的边缘。
“不能让企业赚钱的厂长不是好厂长！”刘汉章带领邯钢干部职工冲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束缚，创立并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经营机制，形成“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标”的责任体系。
就这样，“大锅饭”被打破了，邯钢10万多个成本指标落到了2.8万名职工头上。新的经营机制自1991年1月份实施后，邯钢迅速扭亏为盈。邯钢在随后5年内创造的效益超过前32年的总和。
这一套新的经营机制被称为“邯钢经验”，被认为是牵住了当时国有企业脱困的“牛鼻子”。“邯钢经验”为国有企业实行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提供了借鉴。
1996年1月份，国务院专门发出通知，向全国推广“邯钢经验”。“邯钢经验”在全国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模式革命，先后有2万余家企事业单位到邯钢“取经”，邯钢被誉为“我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02引进、消化、再创新掀起技术改造热潮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钢铁装备技术发生了诸多历史性的变革，如大型高炉、氧气顶吹转炉炼钢和炉外精炼，连铸、连轧，高功率、超高功率电炉炼钢，以及短流程工艺等的连续化、智能化、自动化的冶炼和轧钢工艺装备，不仅提高了钢铁工业的生产效率，还扩大了钢种范围。而在改革开放前夕，中国钢铁工业的总体装备水平与前苏联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相差无几，与欧美和日本的水平更是天差地别。
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中国钢铁工业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依托科技进步，实施了引进、消化、吸收、技改、再创新的钢铁装备技术逐步升级换代之举。在1978年到1992年这14年中，中国钢铁从国外引进了700多项先进技术，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让中国钢铁工业实现了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这些举措使得中国钢铁工业装备技术水平得到了一定提高，但先进装备技术的比例仍然较低。
1992年以后，中国钢铁工业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老企业实施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加速淘汰小高炉、小转炉、小电炉、平炉等装备；连铸得到了广泛应用；装备大型化取得了明显进展，冶金装备的国产化率开始提升。
在此期间，以鞍钢为代表的老企业技术改造取得了明显成效。“九五”以来，鞍钢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高起点、少投入、快产出、高效益”的技改之路，使企业“旧貌换新颜”。
在这条技改方针的引领下，全方位的技术改造在鞍钢全面铺开，其技术装备水平一跃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鞍钢新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焦炉、高炉和冷轧板、镀锌板、彩涂板、冷轧硅钢生产线，使鞍钢形成了从热轧板、冷轧板、冷轧硅钢到镀锌板、彩涂板的完整产品系列；完成了大型厂、厚板厂、无缝厂的改造，使从矿山、焦化、炼铁、炼钢、连铸到轧钢全流程的工艺装备全部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和品种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1993年~2000年，中国钢铁工业的高炉从1502座减少到241座，生铁产量从8738万吨增长到13101万吨；炼钢转炉从240座减少到209座，转炉钢产量从5424万吨增长到10578万吨；电炉从1561座减少到179座，电炉钢产量从2075万吨微降到2020万吨；炼钢平炉从70座减少到2座，平炉钢产量从144万吨下降到108万吨；连铸机从176台增长到281台，连铸比从33.9%上升到82.5%。
03探索股份制改革祛除企业管理沉疴
1992年，党的十四大隆重召开，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伟目标，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此，中国钢铁企业开始积极探索股份制改革，开启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逐浪的新征程。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谈话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震撼了神州大地。安徽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宣布在马钢进行股份制改制试点，要求安徽省上下形成一种声音、拧成一股力量，通过马钢这个试点来打开安徽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面对千载难逢的机遇，马钢人迅速响应，以极大的热情，从学习股份制知识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之旅。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下，马钢高标准、高起点、高质量、规范化地实行股份制改制。
1993年11月3日，一声锣响，马钢H股在中国香港联交所正式挂牌交易，股价当日上涨60%，创下日成交量20亿元的新股上市纪录，被香港媒体誉为“H股之王”。1994年1月6日，马钢A股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至此，马钢在境内外募集资金达64亿元，被中外媒体称为“中国钢铁第一股”。
马钢股份制改革不仅为企业筹集到宝贵的资金，为马钢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开创了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组改制为境内外上市企业的先例，拓宽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筹资融资渠道，加快了上市公司依法治厂、转换机制和追求价值最大化的进程。
1993年11月14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并界定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当时，中国钢铁企业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诸多不利于发展的弊病，如体制旧，“大而全”，企业办社会，辅助单位多，包袱重；机制不灵活，人、财、物潜力发挥不出来；机构臃肿，业务重复，效率、效益低；等等。针对这种情况，全国钢铁企业掀起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
武钢率先喊出了“7万人不吃钢铁饭”的口号。早在1992年，武钢领导班子就抓住机遇，明确提出“发展主体、放开经营、走向市场、壮大武钢”的战略规划，把“精干主体、分离辅助”作为改革内部组织体制的突破口。目标是分离、分流8万名职工，在2000年实现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由当时的人均产钢40吨左右提高200%~250%；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其中非钢铁生产的收益比重由5%提高到20%以上。
经过1年多的努力，武钢从“母体”中分离出33个单位，从12.8万名职工中分离出7万人。仅用5年时间，武钢非钢产业就得到快速发展，先后建成了16家专业化公司，从业人数达6万余人，固定资产重估增值近50亿元，开办了305家经营实体，被《人民日报》称为“静悄悄的革命”。
同时，本钢、攀钢、重钢、太钢、唐钢、酒钢等企业纷纷从自身实际出发，展开了“精干主体、分离辅助”的改革。
事实证明，“精干主体、分离辅助”是中国钢铁企业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三项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这场“静悄悄的革命”，打破了钢铁企业过去单一经营模式，以及几万人、几十万人都吃钢铁饭的旧格局，形成了“钢铁为主、多种经营”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1位，中国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日本后，第4个登上这一高峰的国家。这是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发表了《亿吨钢铁壮国威》的评论文章，对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给予了高度评价。从此开始，中国钢产量连续25年位居世界第一。
这段时期，1998年，冶金部被列入撤销行列，国家继而成立了国家冶金工业局。1999年1月份，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成立。2001年2月份，国家冶金工业局撤销，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的工作正式启动。中国钢铁工业也翻开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4逐浪国际市场迈开转型升级步伐
进入21世纪，中国改革开放迈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01年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喜来登饭店马佳利斯大厅，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签约仪式在那里庄严举行，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石广生郑重地签署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
世贸的大门正式打开，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这为我国钢铁企业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促进我国钢铁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降低成本、转变经营模式、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加快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建立钢材市场秩序等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拓展了我国钢铁企业走向世界钢铁市场的空间，但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就在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几个月后，中国钢铁企业就遭遇了由美国“201”钢铁保障措施引发的全球钢铁贸易大战。
这场大战的导火索始于2001年6月22日，美国贸易代表正式致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主席，要求其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就钢铁进口对美国钢铁行业的影响发起调查。同年10月26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做出损害裁决。随后，美国总统于2002年3月5日宣布，自2002年3月20日起，对10类美国进口的钢铁产品提高8%至10%的额外关税，为期3年。同年4月中旬至6月中旬，欧盟和日本、韩国、中国等“受害国”先后联合或分别与美国开展磋商，但均未能达成协议。
2002年4月19日，由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和宝钢、鞍钢、武钢、首钢、邯钢联合拟定的《关于对钢铁产品临时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正式递交外经贸部。2002年5月20日，外经贸部正式宣布开始钢材保障措施立案调查。
此案历经21个月，直到做出最终裁决，当事方提交的书面陈述、证据材料，以及专家组、上诉机构裁决的材料页数总计超过8000页，为审判历史上所罕见。最终，世界贸易组织做出裁决，美国采取的保障措施不符合规则。
这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首次运用保障措施来对国内某个产业依法进行保护，不仅保证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平稳发展，还极大地增强了中国钢铁人逐浪国际市场的信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中国钢铁工业经历了新世纪以来发展最困难的一年，钢铁产品出口迅速下降、国内钢铁市场需求下降、钢铁产品价格大跌、企业出现亏损局面、钢铁产能过剩开始显现，一场更深刻的改革开始了。
2008年11月份，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最为猛烈的时候，时任唐钢董事长、总经理的于勇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全面改造新唐钢。唐钢自此拉开了翻天覆地大改造的序幕，先后拆除了3座450立方米高炉、18栋建筑楼体、517间规划外建筑房，清除了驻厂小施工队157家，拆除了70余处小食堂、小浴室、小车棚。拆除总建筑物面积达到33万平方米，腾出空地50万平方米。就这样，在短短8个月后，唐钢旧貌换新颜，变身为没有任何烟尘外漏的花园式工厂，干净整洁的厂区、平整的道路、成片的绿茵、精心修剪的灌木，都成为唐钢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唐钢人的发展理念也在转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在于勇看来，正是因为那场危机，把中国钢铁行业最深的矛盾放大，倒逼着唐钢绿色转型。
2005年，国家出台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钢铁产业政策——《钢铁产业发展政策》。
这份文件明确指出，当时中国钢铁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物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此后发展重点是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
《钢铁产业发展政策》是国家对钢铁行业发展的一次整体上的、科学的再认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指导钢铁工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钢铁工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指明了方向。这份文件被视作中国由钢铁大国向钢铁强国转型的最直接的信号，指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主要发展方向。
2009年2月份，为确保钢铁行业稳步发展，国务院制定并公布实施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提出钢铁行业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着保持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的总体要求，统筹规划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着力推进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切实增强企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加快推动钢铁产业由大到强的转变。就这样，经受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钢铁工业针对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在实践中改革创新，在产业政策指导下，迈上了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征程。
1978年~2012年，这是中国钢铁工业破旧立新的一段征程。1978年，我国钢产量仅达3178万吨，占当时世界钢铁产量的4.4%。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后，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拉动下，中国钢产量持续增长，2003年突破2亿吨，2005年突破3亿吨，2006年突破4亿吨，2008年突破5亿吨，2010年突破6亿吨，2012年突破7亿吨，达到7.24亿吨，占世界钢产量的46.3%。1978年，国家大量外汇都用来进口钢材；2006年，我国钢材钢坯折合粗钢净出口3463万吨，成为钢材净出口国。中国彻底结束了缺铁少钢的时代！
进入新世纪，中国钢铁工业更是以迅猛之势发展成为世界钢铁工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开始走上“由大到强”的新征程，大步迈开了转型升级的步伐，在不断深化改革中开启了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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