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7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降准信号之后，7月15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释放长期资金约1万亿元。央行一年半后再度全面降准，来得着实猝不及防。要知道，即使疫情期间，央行也只实施了一次全面降准，其他都是定向降准支持小微企业。虽然降准背后必定有多方面的考量，但去年以来的这波大宗行情，毫无疑问也是推手之一。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传导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如央行决定原文所言：
今年以来，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一些小微企业面临成本上升等经营困难，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坚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避免“自乱阵脚”。
去年至今，以“铜博士”为例，涨幅最高足足接近一倍。虽然近几个月来，在政策调控下，铜价止住了单边上涨的势头，但目前仍处于高位。铜价居高不下，对下游企业的冲击是可以想象的：铜价的一再上涨，压缩下游企业的利润，如果行业利润进一步向上游集中，则有可能出现下游难以承受现货价格而停产的风险。
在通过行政措施控制价格的基础上，近日发改委又为大宗下游企业抛出了一记“定心丸”：7月5日投放了铜、铝、锌国家储备共计10万吨，价格比当日市场价格低约3%至9%不等。未来这样的集中投放还将继续，必将有效缓解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压力。
客观说来，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很多，既包括基本面，也包括资金面。虽然在强有力调控下，市场投机炒作开始降温，部分大宗商品，例如铁矿石、钢材、铜等商品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回落，但很明显，解决大宗价格波动需要采取符合经济规律的措施，而非一味强力弹压。要最大程度降低大宗商品波动对经济带来的冲击，不仅要对大宗商品不正常的价格炒作采取各种遏制措施（堵），也要利用货币政策调控，最大程度让“水”流到需要的地方（疏）。而在央行全面降准的背景下，市场流动性预期或发生转变，市场炒作热情或有回潮之势，对商品价格的上涨有所支撑。
由于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属于暂时现象，但货币政策需要具有长远性、稳定性，因而不能完全被大宗商品牵着鼻子走。因而大宗企业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采取必要措施降低大宗价格波动对自身的影响。
正如上文所言，“堵”和“疏”两大手段，保证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不会对国民经济产生剧烈冲击，但价格波动对任何一个大宗产业上下游企业的影响都不可能绝对消除。那么大宗企业采取哪些措施，才能避免被商品波动严重伤害呢？
从长期来说，企业可以采取加强上游投资的方式，谋求在大宗领域更大的话语权，例如，国内某著名有色企业通过多年的全球并购，目前已经拥有国际级铜矿的所有权，可以坐收铜价上涨的红利。但向上游进军需要很长的规划实施周期（动辄以数年起，甚至十年），并且需要极大的前期投入（少则数亿，多则几十上百亿），只有少数头部企业才有如此强大的“开矿”实力，而一般的中小企业只能“望洋兴叹”了。
除了加强上游布局外，另一种办法是在签订合同时针对大宗原材料可能的价格波动作出事先约定，并且利用合同计价中的风险条款，在必要的时候保留解除或重新订立合同的权力，避免“越做越亏”的恶性循环。例如，铜价上涨的时候，供货商往往会调整与下游终端企业的结算价格。但显然，由于产业链上不同企业地位的天然不对等，加上频繁变更合同，对企业的商誉也是一种无形损耗，因此利用合同条款对冲大宗商品风险即使可以解一时之急，也不可作为长远之计。
对于绝大部分企业，比起指望虚无缥缈的“灵丹妙药”，结合自身条件，善用套期保值工具才是应对大宗波动风险最为可行的办法。
每一家大宗产业链里的企业，都需要建立全面规范套期保值业务操作，搭建自上而下的套期保值管理体系与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并以此规避价格风险和提升管理效率。套期保值者应将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交易当作组合来进行投资和管理，努力优化现货市场期货市场的头寸比例，来实现投资利润最大化。以铜行业某下游企业为例，该企业在原料采购与成品订单销售的环节中，就采用套期保值的方法来对冲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无论企业规模大小，利用套保时都应坚持为生产经营服务的初心，而不是当成投机手段。企业不但应关注原料与产品间的价格管理关系，根据原材料在成本中占的比重选择比例参与套保，还要据宏观基本面，以及调控措施可能影响价格行情的变化，在总体风险适度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套保比例的有限调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实体企业的套保需求日益强烈。根据上期所的数据，2020年以来，该所（含上期能源）套期保值客户数同比增加19.9%，铜等13个期货品种的套期保值效率超过90%。
为了应对大宗商品变局，决策层已经采取行政调控、货币政策等多种手段，确保大宗商品价格不会暴涨暴跌，最大程度减少价格波动给国民经济发展与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而大宗企业自身则需要转变观念，因地制宜，善用套保策略，才能在大宗行情浪花中，为自己建立起必要的保护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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