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学家植田和男4月9日接替任期届满的黑田东彦出任日本央行行长。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植田就任后将面临如何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棘手问题。在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世界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日本央行寻求货币政策正常化恐非易事。
因受到时任首相安倍晋三赏识，黑田于2013年3月出任央行行长。他上任后推出超宽松货币政策，计划用两年时间将日本通胀率提高到2%。然而，超宽松货币政策并未帮助日本真正走出通缩。日本通胀率仅在2014年因消费税税率上调短暂触及2%，其他年份均低于1%。2022年，由于进口商品价格暴涨及日元大幅贬值，日本通胀率达到2.3%。但日本央行认为这种成本推升型通胀有别于央行追求的需求扩张型通胀。
在未能实现政策目标的同时，超宽松货币政策如大水漫灌，造成金融市场上日元大幅贬值、股市快速上涨的虚假繁荣，更暴露出诸多其他弊端。
首先，债券市场被严重扭曲，金融政策失去弹性。日本央行长期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政策，通过大量买入债券，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控制在目标范围，导致债券价格偏离合理区间，非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形成扭曲，市场定价功能受到质疑，日本债券市场流动性趋于下降。
其次，日本央行成为了政府难以摆脱的“提款机”，财政对债务的依赖加重。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2年9月底，日本政府已发国债余额为1066万亿日元，其中日本央行的持有量达536万亿日元，占比超过一半。这种罕见局面成为舆论普遍预测日本央行不得不寻求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大量“僵尸企业”长期存在，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持续的超宽松货币政策让那些本该退出市场的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融资，得以继续运营，造成日本产业新陈代谢减缓，削弱了经济活力。
2022年年底，日本央行出人意料地提高了长期利率变动上限，此举被市场解读为政策调整的开始和事实上的加息。
2月14日，日本政府向国会提名，建议由植田出任下任央行行长。植田2月下旬在国会接受问询时，一方面强调将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另一方面也坦言现有政策存在副作用。他表示，将着手验证长期持续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的效果，政策修正存在“多种可能性”。
野村综合研究所经济学家木内登英认为，植田上任后，量化宽松政策本身会继续执行，但将谨慎地对现有超常规机制进行重新评估，努力降低副作用的影响。
从全球经济环境来看，美国金融体系风险输出导致欧洲银行业动荡，日本也无法置身事外。共同社报道指出，由于日本长期处于超低利率环境，日本不少金融机构大量投资债券。美欧央行加息以及市场对日本央行的加息预期，让日本金融机构遭遇来自国内国际的双重夹击，账面损失迅速膨胀。
日本媒体和专家普遍认为，超宽松货币政策在没有有效应对通缩的情况下一拖再拖，将有可能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另一方面，若政策调整操之过急，又恐给目前复苏乏力的日本经济造成巨大风险。植田上任后，或将注重继承与修正的平衡，协调政府、市场和各经济主体等方面关系，在保持“安全驾驶”的同时，减轻超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预计日本货币政策调整不会出现“急转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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