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加强国际产业安全合作，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2020年，我国高炉生铁产量为8.88亿吨，占全球产量的68.3%；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占全球进口量的76.1%，铁矿石对外依存度超过80%。与此同时，我国对进口焦煤、废钢、石灰石等的需求也在攀升。
“从上述数据来看，铁矿石、焦煤、废钢等作为钢铁工业最重要的原燃料，对外依存度均较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执行会长何文波说。
与此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钢铁业是二氧化碳排放较大的行业之一，到2025年我国钢铁业要全面达到超低排放标准。
综合来看，何文波认为，钢铁业需要突破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统筹资源配置结构与低碳工艺适配性；需要统筹铁矿石、焦煤、废钢、石灰石等境内外资源配置的战略设计和体系化建设，提高包括钢铁在内的重要金属资源的安全保障度。这也是何文波带来的提案《跨越资源与环境双重约束提高国家重要金属资源安全保障度》的主要内容。
何文波告诉《中国冶金报》记者，我国钢铁行业目前在资源和环境领域面临双重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铁矿石供给呈寡头垄断格局，并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全球四大铁矿商合计产量占全球的50%、出口量占全球的65%，垄断优势明显。在2020年全球生铁减产的背景下，我国进口矿价从2020年初的90美元/吨飙升至2021年初的172美元/吨，严重侵蚀着中国钢铁业的利润。
第二，国内矿山企业税费负担重，铁矿建设项目审批环节多，制约国内铁矿增产。国产铁矿原矿产量从2015年的13.81亿吨降至2020年的8.67亿吨。其主要原因：一是国内铁矿企业税费负担重。据钢协对22家铁矿企业调研，企业需缴纳税费及采矿权收益金、征地费共计24项，全部税费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16%，成本压力较大。二是国内铁矿开采与发展受国土、环保、安全等多方面限制，行政许可事项多、周期长，不利于提高国产矿供给能力。
第三，优质焦煤资源国内不足且进口不畅。随着我国高炉大型化和源头治理污染的需要，使用低硫焦煤和优质主焦煤成为必然选择，而我国这类焦煤储量较少。
第四，国内废钢资源供应偏紧、价格偏高制约电炉炼钢发展。2020年，我国社会废钢使用量约为1.8亿吨。因社会废钢收购多来源于社会居民、个体工商户、非经营性企事业单位及经营性工矿企业，而社会居民、个体工商户到税务局代开普票或专用发票年销售额不超过120万元、500万元，导致废钢资源收购受到制约，进而导致废钢供给偏紧、价格高企。2020年与2015年相比，废钢采购成本上升了177.6%。
针对上述现状，何文波建议，要从内循环和外循环同时着手来解决具体的问题：
首先，要夯实内循环基础。具体来看：一是把扩大国产铁矿石供给作为近期补短板的最主要手段，在政策上给予国内铁矿企业5年~10年所得税的减免；取消不合理的限制国内铁矿开采的规定，加快简化新矿山开采审批流程。二是加快解决废钢税收问题，将废钢增值税退税比例由30%升至70%以上；解决废钢回收企业增值税无票可开的问题，统一所得税核定方法，明确企业自制凭证作为有效记账凭证，或由税务机关统一制订收购凭证用于现金支出的成本核算。
其次，要统筹外循环布局。一是成立1家~2家海外铁矿资源开发企业，统筹已有海外资源，集中力量加快推进资源开发和扩产。据统计，目前我国掌控的境外铁矿权益资源量超240亿吨，但权益矿年产量仅为1.6亿吨。二是借助境外铁矿资源开发平台，布局拓展优质焦煤及辅料的开发贸易渠道，以及符合我国进口再生钢铁原料新标准的加工基地和进口渠道。2011年~2020年，全球年废钢出口最高约达1.06亿吨，最低约为0.84亿吨，差值达2180.3万吨，即国际废钢出口量有弹性，但有些废钢需在境外加工后才符合我国进口标准。三是调整钢铁产品进口政策，鼓励钢坯钢锭进口，限制初级产品出口，以减少国内对铁矿石的消耗，降低碳排放等。
扫一扫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