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是，2021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发展，将通过“先贷后借”的直达机制，对金融机构向碳减排重点领域内相关企业发放符合条件的碳减排贷款，按贷款本金的60%提供资金支持，利率为1.75%。这可以看作是政策导向下绿色金融与实体经济“亲密接触”的良好开始。
中国钢铁行业作为制造业碳排放大户，在绿色设备改造、绿色运输改造、绿色能源改造等领域需要大量资金，绿色金融与绿色钢铁的交集将越来越多。据专家测算，中国钢铁行业要想实现碳中和，在30年的有限时间内平均每年需投资数千亿元，这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才能完成。
首先，中国钢铁体量和生产结构决定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中国钢铁行业体量大，2020年粗钢产量10.65亿吨，占全球总产量56.7%，位居全球第一，而且90%以上的粗钢通过长流程生产，其碳排放量占中国总量的15%左右，中国长流程粗钢产量占世界长流程钢产量的70.4%，中国碳排放量占世界的28%。长流程吨钢碳排放量平均为1.82吨，短流程电炉钢吨钢碳排放量为0.4吨。由于中国钢材消费以建筑钢材为主，废钢资源释放需要一个漫长过程，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能以长流程生产为主。在行业利润方面，中国钢铁行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销售利润率长期低于工业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水平，靠钢铁行业自身积累实现双碳目标很难完成，需要宏观层面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的推动，微观层面金融信贷的大力支持。
其次，碳中和创新技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目前全世界还没有找到工业化的碳中和成熟技术，都在摸索中。这意味着仅靠企业自身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国家做好顶层设计，给予支持。例如韩国承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为此韩国将氢还原炼铁指定为国家核心产业技术进行开发，从2017-2023年计划投入1500亿韩元（约9.15亿元）研发氢还原炼铁法。德国蒂森克虏伯集团与液化空气公司合作，计划到2050年投资100亿欧元开展“以氢代煤”高炉冶炼项目。所以，创新技术的研发需要不断摸索和大量投资。
再次，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时间短于其他发达国家，时间紧任务重，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德国早在1973年就出现了碳达峰并延续到1990年，欧盟1979年实现碳达峰，俄罗斯1990年碳达峰，英国1991年碳达峰，美国2007年碳达峰，巴西2012年碳达峰，日本2013年碳达峰，加拿大、韩国、印度尼西亚分别在2007年、2013年和2015年实现碳达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欧盟有71年、美国有43年、日本有37年，而中国仅有短短的30年。
最后，绿色金融支持钢铁行业“双碳”行动前景广阔、成效可期。尽管充满艰辛，但中国钢铁企业仍然义无反顾地走在响应“双碳”战略的前列。目前中国宝武、河钢集团、鞍钢、包钢都纷纷宣布了碳达峰和碳中和路线图和时间节点；中国宝武成立碳中和股权投资基金，并联合全球钢铁企业及生态圈伙伴成立了“全球低碳冶金创新联盟”。同时，很多企业不断探索突破性低碳技术，开展氢冶炼等应用示范。例如，中国宝武在八钢进行富氢碳循环氧气高炉工业实验，河钢在宣钢建设120万吨氢冶金示范工程，建龙在乌海进行年产30万吨富氢熔融还原法生产高纯铸造生铁项目，山西晋南钢铁落地运行钢焦化联产技术，还有鞍钢、包钢、酒钢等也正在开展相关研究、实验等。
绿色发展是系统工程，将带动中国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新石器时代的结束不是因为石头用完了，同样化石能源时代的结束也不是能源短缺，而是技术性的革命。因此，无论是钢铁产业还是金融机构，都应站在历史新高度看待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变革重塑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在生产结构巨变的状况下，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思维模式要随产业变革而改变。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法规、担保贴息和税收优惠等形式引导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化发展。可以通过立法、机构重组和政府采购等途径加强绿色政策性金融业务的实施；也可以由财政支持，商业银行为节能减排项目提供期限较长而利率较低的信贷服务。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发展绿色金融对于自身培育绿色竞争力的重要性，转变观念，创新绿色金融的业务模式和服务种类，提供融资租赁、项目协调、业务托管等服务模式。从绿色信贷拓宽到涵盖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票据、绿色保险、绿色股权投资、绿色信托、绿色理财等业务领域，发挥银行综合金融优势。
总之，政府监管机关应通过规划、财政、税收、金融手段，引导、鼓励、支持、帮助钢铁企业等实体产业；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应和钢铁企业等实体产业抱着共赢的思维制订措施。
在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背景下，促进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发展并发展绿色金融迫在眉睫。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相信在政府和金融机构支持下，钢铁行业绿色低碳发展将行健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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