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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悦报道
7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让-马里*波冈（Jean-Marie Paugam）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钢铁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可以称作为系统性的参与者，表现可圈可点。低碳化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中国钢铁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值得赞许。
全文如下：
“在我个人看来，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的反补贴调查超出了传统概念上的贸易防御范畴。”7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副总干事让-马里*波冈（Jean-Marie Paugam）在接受《中国冶金报》记者专访时，围绕欧委会近期正式发布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初裁结果与临时反补贴措施决定一事如此评论道。
中国电动汽车竞争优势并非来自于补贴
当地时间7月4日，欧委会官方宣布自7月5日起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高达37.6%的临时反补贴税，最长期限为4个月，税率为17.4%～37.6%。
7月11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欧双方正在以事实和规则为合理磋商的两大支柱，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这里的事实是指双方认可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单方认定的所谓“事实”。希望欧方正视中国电动汽车竞争优势并非来自于补贴的事实，正视中欧汽车产业合作有利于共同发展的事实，正视欧盟业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事实，真正做出基于事实和规则、合理且客观的决定。
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为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碳中和目标，到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到约4500万辆，全球动力电池需求量将达到3500吉瓦时。近年来，随着碳减排成为全球共识，低碳乃至零碳发展逐渐成为产业转型的方向，国际贸易环境也随之变化。类似电动汽车等绿色产品在全球贸易中变得炙手可热，而繁荣的背后也暗藏隐患。
当前，新能源汽车前景广阔已成共识，相伴而来的不仅是各国对相关产业份额日趋激烈的争夺，更有密集的、带有针对性的贸易救济措施。波冈介绍，反补贴、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世贸组织规定的三大贸易救济措施。国家在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的同时，要注意相关程序和条件要求与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一致。他认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与常规意义上的“贸易救济措施”有出入，并非完全基于规则的、合理客观的决定。
“不同国家正在采取不同的‘绿色政策’。一些国家和地区围绕碳定价，制定碳税收计划或碳排放交易计划，例如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另一些国家则倾向于使用补贴来替代碳排放。然而，这些‘绿色政策’没有得到合理协调和统一。如果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政策，且带有歧视性，那么就会形成贸易壁垒。”波冈以钢铁行业为例说道，“目前，全球已出现大概25种不同的‘绿色钢铁标准’。这就意味着，围绕什么是‘绿色钢铁’这个问题，我们已拥有了25种答案。更严重的是，不同答案之间并不兼容，作答者之间也不能相互认可。不同政策标准需要兼容、可相互操作，这样被广泛认可的、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钢铁’才能在全球流通。”
波冈介绍，去年底，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上，基于透明与合作的“钢铁标准原则”的推出，象征着全球钢铁业在协力推动低碳转型方面向前迈了一大步。目前，世贸组织正尝试分类整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绿色钢铁”的定义和标准，尝试在不同的标准之间建立起对应平等的关系。“这一摸底工作对于检验标准的透明性来说十分重要。”他强调。
中国钢铁在应对低碳化挑战方面走在国际前列
低碳化的全球贸易趋势带来的不仅是绿色贸易摩擦等问题，还催生了“洗绿”行为。“洗绿”又称为“漂绿”，通常是指企业采取夸大或误导等不正确的方式披露其在ESG（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和贡献行为。通俗来讲，使受众感到企业在保护环境方面说的比做的多，就可以被称为“洗绿”。
波冈表示，“洗绿”是目前各行各业都可能或正在面临的问题。跨越“洗绿”的栏杆，制定出真正的绿色政策标准，并以此为基准生产的产品，才是消费者真正想要且需要的。因此，制定可信的政策、标准，提供经过认证的产品和服务对行业来说非常重要。包括钢铁行业在内，必须谨慎对待。
在碳中和背景下，从全球范围内“洗绿”行为反反复复不难看出，不少企业承担着“绿色压力”。“总体来看，除加强监管外，真正能起到作用且重要的方法就是加强投资支持。例如，钢铁行业大概要花费1.4万亿美元来实现碳中和。”波冈强调，“为确保投资回报，投资行为必须建立在健全、可信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让消费者相信并买单。”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把‘绿色钢铁’从原来的小众市场扩大到主流市场。”波冈高度赞扬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的表现，“中国依旧是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活动稳健开展的引擎。新冠疫情后，中国较快地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国进出口也在稳健恢复中，表现相当亮眼。中国钢铁在中国国际贸易中可以称作为系统性的参与者，表现可圈可点。低碳化是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中国钢铁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走在了国际前列，值得赞许。”
“我们必须拥抱多变的世界贸易环境体系，面对当今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法并非去全球化，而正是全球化本身。”他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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